始終不變的文化擔當 —— 寫在商務印書館一百二十歲生日之時
新聞來源：轉載自商務印書館官網(wǎng) 作者：于殿利 時間：2017-2-14
2017年2月11日，我們迎來了120歲的生日。120年前，我們從上海走來，我們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出版事業(yè)的開啟者，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化進程的早期推動者。這都源自夏瑞芳和張元濟們懷揣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抱負，抱持“昌明教育 開啟民智”的使命，以世界的眼光，以現(xiàn)代學術和現(xiàn)代文化的方法，從教育和人的現(xiàn)代化入手，把中華民族拉入人類現(xiàn)代文明的主航道。這一時期的我們不僅出版以漢字書寫的中國文化圖書，如《馬氏文通》《新字典》和《辭源》等，還在中國率先出版外文圖書，如《華英初階》等；我們不僅翻譯出版如《天演論》之類的外國先進的思想學術名著，還翻譯出版影響社會風化的現(xiàn)代小說如《茶花女遺事》等；我們不僅出書，還辦報刊，1904年創(chuàng)刊的《東方雜志》、1909年創(chuàng)刊的《教育雜志》、1910年創(chuàng)刊的《小說月報》、1911年創(chuàng)刊的《少年》以及1915年創(chuàng)刊的《婦女》雜志等與后來創(chuàng)刊出版的一百余種雜志成為商務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；我們不僅編寫、出版《最新國文教科書》等新式教科書，還辦有各類學校；我們不僅做出版，還做文化，做實業(yè)，商務發(fā)明的第一臺中文打字機榮獲萬國博覽會大獎。我們這些開創(chuàng)性的事業(yè)，為中國培養(yǎng)和造就了后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脊梁的一代代文化新人。
于殿利總經(jīng)理在“慶祝商務印書館創(chuàng)立120年”生日會上致辭
20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
90至100年前，我們經(jīng)歷了黃金時代，被譽為中國文化大本營或文化高地。文人志士，會聚于此；科技賢才，紛至沓來。我們的經(jīng)營規(guī)模和業(yè)績不僅在亞洲首屈一指，而且躋身世界前三甲；我們建成了亞洲第一圖書館——東方圖書館，創(chuàng)建了中國第一家電影制片廠；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專科大辭典《植物學大辭典》；出版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《中國醫(yī)學大辭典》等；開始編印《四部叢刊》和《萬有文庫》等；出版李大釗《史學要論》、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、趙元任譯《愛麗絲漫游奇境記》、魯迅《阿Q正傳》英譯本和亞當·斯密《國富論》等流傳后世的佳作。此外，我們還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、英國哲學家羅素和美國哲學家、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國講學，成就了一個個中外學術與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。所有這一切奠定了商務在中國近現(xiàn)代文化史上難以匹敵的突出地位。
被譽為“東方第一圖書館”的東方圖書館
80余年前，我們成為國難的受害者，同時也成為“為國難而犧牲，為文化而奮斗”的勇者。我們在遭受了第一次浩劫，即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摧毀后，并沒有屈服，災難更激發(fā)了我們的文化報國之志。日軍制造的“一·二八”慘案當年，我們開始出版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第一套大學教材“大學叢書”，出版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、《叢書集成》、《四部叢刊》三編、《辭源續(xù)編》、“中國文化史叢書”、《資本論》第一卷第一分冊和“世界文學名著叢書”等。就是在這一時期，我們繼續(xù)對自己提出了日出一書的要求；就是在這一時期，1936年，我們在全國的市場占有率仍然保持52%的壟斷地位。“一·二八”事變后，時任商務印書館《東方雜志》主編的胡愈之編發(fā)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；1933年年初，《東方雜志》刊發(fā)“新年的夢想”特輯，發(fā)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寫的關于中國和個人生活的夢的文章，夢想一個自由、平等、幸福的新中國。
70余年前，我們成為了顛沛流離的文化堅守者。1937年，隨著抗日戰(zhàn)爭的全面展開和上海淪陷，我們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創(chuàng)，總管理處先遷長沙后移重慶，其間主要出版工作曾轉至香港辦事處。大災之下，必圖大志。商務立即發(fā)出啟事，重申學術報國之志，在戰(zhàn)爭災難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仍然砥礪前行，不僅應戰(zhàn)時之需出版了“抗戰(zhàn)小叢書”“戰(zhàn)時常識叢書”“戰(zhàn)時經(jīng)濟叢書”和《戰(zhàn)時手冊》等圖書，還出版了張元濟的《中華民族的人格》、陳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淵源略稿》、錢穆《國史大綱》、金岳霖《論道》、王力的《中國文法學初探》《辭源》正續(xù)編合訂本、《馬可波羅行紀》、但丁《神曲·地獄》、羅曼·羅蘭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還在香港出版了《萬有文庫》簡編一二集等。商務人用自己的文化堅守向世人證明，國破不僅山河在，與山河同在的，還有文化，還有精神。
60余年前，我們來到了北京，成為新中國新文化的重要建設者。我們把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全部捐獻給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。出版了《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》，而亞里士多德《政治學》、盧梭《社會契約論》、孟德斯鳩《羅馬盛衰原因論》、黑格爾《法哲學原理》、凱恩斯《就業(yè)、利息與貨幣通論》等外國學術名著則成規(guī)模出版。出版《英華大辭典》《俄漢大辭典》和德漢、法漢以及張道真《實用英語語法》和薄冰、趙德鑫《英語語法手冊》等多種外語辭書和工具書。堪稱重中之重的是承載深厚大國文化、擔當新中國國民教育和推廣普通話與現(xiàn)代漢語規(guī)范化重任的《新華字典》新一版的出版和印出《現(xiàn)代漢語詞典》試用本送審稿。
50余年前，我們成為了不幸年代的萬幸者，成為那個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綠洲。以“東方紅出版社”名義出版俄文版和英漢對照本《毛主席語錄》。全體干部到湖北咸寧參加“文化部五七干校”。1971年，受重修承載大國文化的《新華字典》的使命召喚，我們返回北京遷入了王府井大街36號，出版了《新華字典》（1971年修訂版）；與全國14家出版社聯(lián)合翻譯出版國別史；與全國17家出版社聯(lián)合出版國別地理；出版摩爾根《古代社會》、阿庇安《羅馬史》、霍爾巴赫《袖珍神學》和羅素《西方哲學史》等。
40余年前，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，成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踐行者，結集出版的“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”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成果，還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。正式出版《現(xiàn)代漢語詞典》，出版《辭源》第二版，出版《古漢語常用字字典》，出版《新華詞典》《漢英詞典》，創(chuàng)刊《英語世界》，出版《牛津現(xiàn)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》《俄漢便攜大辭典》，出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》，“世界名人傳記叢書”，“商務印書館文庫”，還出版“日本叢書”“美國叢書”“莎士比亞注釋叢書”“中國自然地理知識叢書”“中國文化史叢書”“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”等。創(chuàng)建第一個中外合資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。
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印書館外景
約10年前，我們站在了信息時代、文化時代和轉企改制市場化時代的門檻前，我們必須回答新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。為此，我們實施了以紙電同步為標志的全媒體出版戰(zhàn)略，開始了以內容創(chuàng)新為驅動的產(chǎn)品結構調整，開始了跨地區(qū)、跨行業(yè)、跨媒體、跨所有制和跨國的“五跨”經(jīng)營，實施編印發(fā)一體化管理、版權一體化經(jīng)營、財務一體化管理，實施科學化、精細化、標準化的經(jīng)營管理戰(zhàn)略，強化了文化就是生產(chǎn)力、向文化要效益的企業(yè)文化新理念。繼承“昌明教育開啟民智”的使命，明確了“服務教育引領學術擔當文化激動潮流”的企業(yè)宗旨，明確了“品質、責任、創(chuàng)新、合作”的核心價值觀，以及“在商言商，文化當先；創(chuàng)意無疆，品牌至上”的核心經(jīng)營理念。我們接續(xù)出版了《新華字典》（第11版）、《現(xiàn)代漢語詞典》（第6版）（第7版）、《辭源》（第3版）及“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”達700種，出版了彰顯中國現(xiàn)當代學術成果的“中華現(xiàn)代學術名著叢書”（200種）、“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”，出版了“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”和“自然文庫”等，出版了填補國內設計學術空白的《中國設計全集》（20卷）、《中國當代設計全集》（20卷），出版了《全球華語詞典》《全球華語大辭典》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》和《當代外國文學紀事》（10卷）等，還出版了具有重大文化傳承價值的《錢鐘書手稿集》（72卷）和文津閣本《四庫全書》原大復制工程等等。
2月10日 慶祝商務印書館創(chuàng)立120年生日會溫馨舉行
今天，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時間節(jié)點上，開始新的旅程。我們必須牢記，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留有先輩的足跡，我們所到之處都有先輩相伴的身影。同時，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腳步充滿新的精神，這就是時代的精神，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商務人特有的創(chuàng)造精神。我們的事業(yè)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業(yè)，是始終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事業(yè)，我們必須擔負起屬于商務人的責任，屬于我們這代人的責任，做好我們這代人的傳承與創(chuàng)造，讓我們的努力和成果不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片刻記憶，還能成為后來人可以接續(xù)的事業(yè)。唯此，我們才能上不負古人，下無愧來者。
讓我們向夏瑞芳和張元濟等先輩們，向所有支持、陪伴和關注我們走過120年歷程的人們致敬！
（作者：于殿利，系商務印書館總經(jīng)理、編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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